出来后人憔悴了一圈,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不少,但根子里的怨怼没消。
第二次冲突,是因为劳动时旁边一个女犯不小心把水杯碰倒,水溅到了她的裤腿上。
其实只是几滴水,但那女犯是个农村来的,因不堪长期家暴反抗致夫重伤入狱的,平时沉默寡言。
苏明娟却像被踩了尾巴的猫,跳起来就骂:“没长眼睛啊?脏死了!你知道我这条裤子多少钱吗?把你卖了都赔不起!”还故意用“乡下人”、“泼妇”之类的字眼羞辱对方。
那女犯起初只是低着头道歉,但苏明娟不依不饶,越骂越难听,甚至牵扯到“活该被打”、“没男人要”之类戳心窝子的话。女犯猛地抬起头,眼睛赤红,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母狼,抄起手边的缝纫剪刀就要扑过来。幸好被其他人死死拦住。
这次,苏明娟虽然没挨打,但因为主动挑衅、言语恶毒,情节严重,再次被加刑。
第三次,是为了争取一个“积极分子”的名额,她偷偷举报另一个竞争对手私藏违禁品,其实只是一小片家人照片的塑封角,按规定也算。
事情查实,对方被扣分,但她也没捞到好处,反而因为举报动机不纯、行为卑劣,被所有人孤立。
甚至在一次集体活动中被故意排挤、使绊子,她气不过先动了手,又是一场混战……结果,再加刑。
三番两次的冲突和延长的刑期,像冰冷的镣铐,终于将苏明娟身上那点因“重生”记忆和张家经历而产生的虚妄的“高高在上”磨去了大半。
她开始变得沉默,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劳动时不再抱怨,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只是动作依旧透着不情愿的迟缓。
苏明娟甚至有点矫枉过正,变得过分小心翼翼,别人无意碰她一下,她会立刻缩回去,像受惊的兔子。
但这种“正常”并非发自内心的悔悟,而是源于对更长刑期和更严厉惩罚的恐惧。
然而,即便她不再动手,监舍里依旧没什么人愿意搭理她。她那些根深蒂固的思维和言论,让她像个异类。
放风时,大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低声聊天,她会一个人靠在墙边,眼神空洞地望着铁丝网外的天空。
有时,听到别的女犯说起自家孩子、丈夫,或者讨论外面世界的变化,苏明娟会忍不住插嘴,带着一种莫名的、仿佛洞悉一切的优越感。
看到报纸上报道某个企业家捐款,她会酸溜溜地抱怨:
“哼,装什么大善人!这些有钱人,钱来得都不干净!肯定是偷税漏税,剥削工人!社会就是被这些人搞坏的!”
她仿佛把自己代入了前世的“受害者”角色,又结合了今生在张家看到的那些阴暗面,成了一个活脱脱的“网络喷子”现实版,愤世嫉俗,看什么都不顺眼。
她这些话,没人当真,只被当作笑话和谈资。
“快看,苏大姐又开始了!”
“听她吹吧,还‘我们那时候’,她那时候不也进来了?”
“估计是以前男人有钱,把她惯出毛病了,现在落差太大,接受不了吧!”
“不是的,不要理她,听说她是贪污进来的女人,跟我们不一样。”
“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番外:苏明娟4
一天的劳作终于结束,苏明娟浑身像是散了架,手指因为长时间重复动作而僵硬酸痛。
晚饭依旧是简单的标配,或许是白菜炖粉条,里面零星几点肥肉片,或者是土豆块,主食还是杂粮馒头。
天气热的时候,食堂里闷热难当,汗味、食物味混合,更让人食欲不振。
监狱用水紧张,洗澡是定时定点的,通常安排在晚饭后的一小段时间里。
澡堂是集体的,一个个隔间只有半人高的挡板,没有门,热水供应有限,经常洗到一半水就变凉了。
大家挤在一起,快速地冲洗着身上的汗渍和疲劳。
苏明娟总是尽量避开人多的时候,或者找个最角落的位置。她很不习惯这种毫无隐私的暴露,这让她想起前世在顾家,虽然条件普通,但至少有个单独的澡盆。
现在,她只能麻木地用水冲刷着身体,看着身上松弛的皮肤和偶尔新增的淤青,眼神一片死寂。
周六周日没有强制劳动,是相对“轻松”的时候。
但所谓的轻松,也只是不用去车间而已。
有放风时间,但也只是在监狱内划出的一个水泥地面的院子里活动。
院子四周是高墙电网,抬头只能看到一方被切割的天空。犯人们可以稍微自由走动,晒太阳,如果有的話,或者成群低声交谈。
苏明娟通常是独自一人,靠着墙根,看着蚂蚁搬家,或者干脆闭目养神,隔绝外界的一切。
监狱里有图书室,书籍大多是些政治读物、法律常识、技术教材和少量经过审查的文学名著。
苏明娟偶尔会去,但不是为了学习,只是找个地方发呆,或者翻两页她根本看不进去的书。
偶尔,监狱会组织观看电影,通常是极具教育意义的片子,比如普法宣传、反贪案例、劳动模范事迹等。
苏明娟和其他犯人一样,坐在昏暗的礼堂里,屏幕上的光影变幻,她却常常走神,不知在想些什么。
今年,监狱活动室里安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成了最大的娱乐和与外界连接的微弱窗口。
放电视的时候,总是围满了人,大家挤在一起,仰着头,贪婪地看着屏幕上那个遥远而鲜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