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她的儿子。”蒋淮极轻地说。
“来这儿签字,签好后去缴费。”
“缴费?”
蒋淮木讷地说:“缴什么费?”
“手术费。”护士极快地说:“患者现在有脏器出血的症状,需要尽快止血。”
蒋淮麻木地签了字,这时手机里响起刘乐新的声音:
“蒋淮?你在哪?”
“在…”蒋淮回过头扫了一眼:“在医院。”
“别急,别害怕,定位发给我,我马上到了。”
刘乐新正如他所言,很快赶到医院,手术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刘乐铃被推出来时脸色苍白,尚未恢复神智。
两人坐在苏醒室门口,蒋淮手握着那沓厚厚的报告单,上面写的字刺痛他的神经。
“舅舅,”蒋淮想到“早期癌症”那几个字,几乎无法呼吸:“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没比你快多少。”
刘乐新坦诚地说:“你在备考,都快到关键节点了。”
“她又瞒着我。”
蒋淮麻木地说。
离婚瞒着、病情瞒着,仿佛只要泄露一点,她精心构造的世界就会崩塌。
“你不能这样怪自己的母亲。”
刘乐新的嗓音带有某种阅历沉淀的质朴:“所有人都能怪她,唯独你不行。”
“为什么?”蒋淮干哑地问:“我为什么不行?”
“你是她的儿子,是从她身体里爬出来的人。”
刘乐新站起身,将两张银行卡递给他:“这是你母亲托我保管的卡,密码是你的生日,还有一张是我准备的,密码也是你的生日。”
蒋淮接过那两张卡,表情还是很迷茫。
“我工作在外地,”刘乐新坦言道:“她能依靠的只有你了,你必须振作起来。”
蒋淮喉结滚了几下,听见刘乐新继续说:
“你要证明,你是她用十多年的爱和心血栽培的、可以依靠的巨树,是能脱离母亲怀抱的儿子。”
“向谁?”
蒋淮说。
“向你自己。”
手术后,刘乐铃进入艰难地抗癌期。
药物不是吃了就能立竿见影的,放疗和化疗也要好几个流程。刘乐铃在抗癌期间掉光了头发,面黄肌瘦,形容枯槁。
那段时间,蒋淮几乎寸步不离地陪伴左右。
每一张检查单,每一份病危通知,都是他亲自看过无数遍的;每一份餐食都是他从零开始学习准备的;每一次放疗、化疗,都是他陪伴左右,焦急等在门外的。
尽管如此,刘乐铃的情况却称不上好转,相反,因为人为手段的介入,病情反而开始急转直下。
很幸运,蒋淮和母亲型号匹配,为母亲捐赠了自己的造血干细胞。
这具身体来自母亲,终归要还一些给母亲。
蒋淮如此想。
“蒋淮,”刘乐铃神智稍微清醒些,便劝他:“你要回去继续修学分…”
“妈。”蒋淮想到上学期的全部科目几乎都缺考,心里也没什么感受:“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你必须去。”
刘乐铃态度坚决:“妈妈不需要你一直寸步不离,而且住院有医护照顾我,大多数时候,我都只是躺在床上修养。”
“那你要下床怎么办?”蒋淮的声音变得急切起来,到了后面,甚至带有某种宣泄:“你要上厕所怎么办?要擦身体怎么办?痛的时候、孤独的时候怎么办!?”
刘乐铃望着他,两串泪啪嗒啪嗒地滚进被褥里。
她心思如此敏感,怎么会察觉不到那些极致的爱和责任背后那份难以被察觉的疲惫和委屈。
“儿子…”
刘乐铃最后吐出的只是一句极轻的话:“你知道你想要什么的。”
想要什么?
想要自由幸福的生活、想要和朋友在一起、想走研究学术的路;想证明自己——想要成就,想要被承认、被看见、被赞誉、被爱。
也想要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