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学校的日子,枯燥得像是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
高三的节奏紧得让人喘不过气,黑板上那个倒计时的数字每一天都在减少,红色的粉笔灰簌簌落下,像是在给青春送终。
教室里弥漫着碳素笔芯的味道、试卷的油墨味,还有几十个少男少女混杂在一起的味道。
我开始变得异常用功。
每天早上五点半,天还没亮,我就爬起来背单词,站在宿舍楼道的冷风口,让冷风灌进脖子里提神;晚上熄灯后,我会打着电筒灯在被窝里刷题,直到眼睛酸涩流泪。
室友都说李向南疯了,受什么刺激了,是不是想考清华北大。
他们不知道,我这是在赎罪,也是在邀功。
我要做一个好儿子。一个让母亲脸上有光、让她觉得所有的付出和忍耐都物所值的好儿子。
这是可能算是精心的算计。
我知道母亲的软肋在哪里。
只要我成绩优异,只要我表现得像个为了前途拼命的乖孩子,她内心深处对我的那点愧疚和溺爱就会无限放大。
只有这样,我下次把手伸向她的时候,底气才会更足;她下次在道德边缘挣扎的时候,才会更容易说服自己——“孩子压力太大了,他只是太依赖我了,他是个好孩子,这只是意外”。
这种扭曲的动力让我像个苦行僧一样不知疲倦。每一次在试卷上写下正确答案,我都感觉像是在为下一次的越界积攒筹码。
但每当夜深人静,那种蚀骨的思念就会像潮水一样漫上来。
这种思念不完全是由于欲望,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根”的依恋。
在那些失眠的夜里,我开始频繁地回想起母亲的一些往事,那些小时候听邻居闲碎嘴提起过的只言片语,在如今这个年纪,终于被我拼凑出了完整的逻辑,也让我看清了母亲性格里那矛盾的根源。
母亲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惯着我的,也不是天生就这么“凶”的。
其实在生我之前,其实家里还有过一个男孩。
那是父母刚结婚那年怀上的,算起来应该是我的亲哥哥。
那时候家里穷,父亲刚开始跑运输,母亲一个人操持家里。
听说我那哥哥生下来长得很壮实,像个小牛犊子。
可就在他八个月大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急性肺炎,因为那个年代乡下医疗条件差,加上送医晚了半天,没救过来。
那件事成了母亲心里一道永远好不了的疤。
听说那之后好几年,母亲整个人都像丢了魂,变得神经质,甚至有人说她这辈子可能再也怀不上了。
她在邻里里抬不起头,甚至想过死。
直到她27岁那年。
27岁,在当时的我们这算是个比较尴尬的年纪,再不生就要被人戳脊梁骨骂绝户了。
老天爷终于开了眼,把这块肉送到了她肚子里。
我是她在那绝望的几年里求神拜佛求来的,是她在这个家里挺直腰杆的唯一指望,是她用来填补那个巨大空洞的唯一填充物。
所以,她对我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执着。
这种执着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严厉,她那张嘴从来不饶人,嗓门大得隔着两条街都能听见她骂我“小兔崽子”、“讨债鬼”,小时候我稍微调皮一点,她动不动就抄起鸡毛掸子或者扫帚疙瘩,摆出一副要打断我腿的架势,那是真的打,打得我哇哇乱叫。
可另一方面,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些落在身上的板子,从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每次打完,她比我还难受,半夜会偷偷来给我擦红花油。
她把我看成了她的命根子,甚至比命还重。她恐惧再次失去,哪怕是一丁点的风险她都承受不起。
正因为我是那个“失而复得”的唯一,她对我有着天然的补偿心理和过度的保护欲。
这种心理成了我如今肆无忌惮的温床。
她潜意识里恐惧再次失去我,哪怕是精神上的疏远,都会让她恐慌。
所以我临走时那句“那么冷那么空”、“你都不会丢下我”,才会那样精准地击穿她的防线。
她怕我不理她,怕我不跟她亲,怕我像那个夭折的哥哥一样,从她的生命里消失。
这一段尘封的往事,像是一把钥匙,彻底打开了我心里的枷锁。
我知道,无论我做得多过分,只要我不离开她,只要我还表现出对她的依恋,她就永远狠不下心推开我。
日子就在这种复杂的心理博弈和繁重的学业中一天天过去。
………。
入了冬,南方的湿冷更是要命。教室的窗户紧闭着,五十多个人呼出的热气在玻璃上凝结成一层厚厚的水雾,往下淌着水珠。
“李向南,看黑板!把后面窗户开条缝!一个个脑子都睡成浆糊了!”
讲台上传来一声清脆的呵斥。
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冯老师。
私下里,男生们都戏谑地叫她“冯太师”。这个绰号不是因为她资历老,而是因为她那极其夸张、甚至有些违和的身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