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苏教授又提名了啊。”
“好像是第四次了吧?”
“为啥老是提名,就是不获奖呢?是不是还差那么点火候?”
“估计是西方那些评委还是有偏见吧?”
热度远远不及第一次时的举国轰动,甚至不如奥运金牌的消息引人注目。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位女科学家隔几年就被提名一次,仿佛这只是一种“常规操作”。
只有在家里,这份荣誉才被珍而重之。
马春花依旧会把登着消息的报纸小心收好,虽然她现在已经不太能看懂女儿那些深奥的研究了。
顾立东则会乐呵呵地多做几个好菜,一家人小小庆祝一下。
顾清熙、顾兰茹等人也会打电话或回家表示祝贺。
“提名也很好,”苏玉兰自己对此十分淡然,在家庭聚餐时说道,“这说明我们选择的研究方向是对的,工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持续关注。获奖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强求不来。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把研究做深、做扎实。”
:报警
苏玉兰的目光,早已超越了奖项本身。
她看到的是国家在药学、生物学乃至整个医疗领域的持续投入。
得益于那些隐秘渠道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高端的医学影像设备、先进的体外诊断仪器开始在国内顶尖医院和科研机构投入使用;
生物工程被列为重点发展领域,一大批年轻的研究人员投身其中;
结合未来记忆指出的某些药学空白领域,比如针对特定罕见病的药物、神经退行性疾病药物等,以及外科手术那样依靠经验积累也能走向巅峰的启示。
除了论文,一些由她团队研发的、技术含量较高的生物试剂、特色中药提取物,已经开始小批量出口到东亚、东南亚地区,甚至敲开了一些欧洲药企的大门。
当然,一直没有拿到奖,多少也有点遗憾。
就在苏玉兰在科研高峰上默默攀登的同时,她的侄子顾云飞,迎来了人生第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毕业。
毕业分配的结果出来了,飞飞被分到了某个部委下属的一个行政岗位。
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在当时看来相当不错,是许多同学羡慕的“铁饭碗”。
然而,飞飞拿着分配通知书,心里却没有丝毫喜悦。他性格跳脱,喜欢新鲜事物,热爱交际。
一想到未来几十年可能要坐在办公室里,日复一日地处理文件、参加会议,就感到一种莫名的窒息。
他找到了辅导员和系里的老师,表达了不想接受这份分配工作的想法。
老师十分不解,甚至有些痛心疾首:“云飞同学,你知道这个名额有多抢手吗?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你这专业对口,单位也好,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这太草率了!”
同学们得知后,反应更是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