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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0章（第1页）

最终，在调解下，勉强达成协议：换一套面积最大的安置房，老两口和二儿子一家住，大儿子拿一部分折价的补偿款，自己想办法。

但裂痕已经产生，往日的亲情在利益面前显得脆弱不堪。李老头老伴常常偷偷抹泪，感叹：“这拆迁拆的不是房子，是人心啊！”

周家是楼里的困难户，周大哥早年工伤残疾，靠微薄的补助和妻子打零工维持生活，还有两个孩子在上学。拆迁对他们来说，本是改善生活的天赐良机。

他们也选择了换房子，指望能换个稍微宽敞点的，让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然而，周大哥那个游手好闲、嗜赌如命的弟弟周老二，听说拆迁补偿的事情后，如同闻到腥味的猫，立刻找了上来。他先是花言巧语，哄骗哥哥说认识开发商的人，能帮他们多要补偿，骗走了一笔“活动经费”。

补偿协议签订后，他又撺掇嫂子：“嫂子，现在政策好了，有钱了！哥身体不好，孩子上学也要钱，光靠换房子哪行？不如拿钱做点小买卖，钱生钱！”

周大哥耳根子软，妻子也被“钱生钱”的美好前景迷惑，加上周老二不断吹风，竟然真的改变了主意，选择了拿钱。

巨款到手，周老二立刻原形毕露，以“合伙做生意”为名，又借走一大笔，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剩下的钱，周大哥一家既不懂投资，又被突然的“富裕”冲昏头脑，买了昂贵的家电，下了几次馆子，给孩子买了名牌衣服……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

等他们反应过来，补偿款已经所剩无几。

原本指望改善的居住条件落了空，只能继续挤在租来的狭小房间里，生活甚至比拆迁前更加困窘。周大嫂悔恨交加，整日以泪洗面，周大哥则气得病情加重。

一场本该是雪中送炭的拆迁，最终却成了这个脆弱家庭的催命符。

也有像赵大妈这样“固执”的老人。她孤身一人，在筒子楼住了一辈子，哪里都不想去。任凭街道干部磨破嘴皮，儿女苦苦相劝，她就是不肯在拆迁协议上签字。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死在这儿！”赵大妈抱着她那间破旧小屋的门框，老泪纵横，“这屋里每块砖、每片瓦我都熟悉，街坊邻居都认识，我走了，上哪儿找人说句话去？”

她不是不明白拆迁的好处，只是无法割舍那份浸透了毕生记忆的情感归属和对陌生环境的恐惧。

她的坚守，成了拆迁进程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也让人看到了在时代洪流下，个体对“家”和“根”的执着守望。

苏玉兰跟邻居这些年的关系也还行。

当他们来询问时，她也建议换住房或商铺，张婶没扭的过张三叔，但赵家因为是赵姐当家，当机立断，换了临街商铺，增值可能比房子还多一些，也是有福。

比起筒子楼面临的拆迁，苏玉兰更关注的，是另一个更重磅的消息。

顾立东曾工作多年、顾满仓奉献了一辈子、椿树胡同乃至整个片区无数家庭赖以生存的机械厂，因首都城市规划和产业升级调整的需要，整体迁出燕京。

消息像一颗深水炸弹，在机械厂家属院乃至整个片区炸开了锅。

机械厂搬迁，对许多家庭而言，同样也意味着的是生活根基的动摇，是人生轨迹的被迫转向。

整个家属院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跟着厂子走，意味着要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熟悉无比的燕京，去往一个陌生的、尚在建设中的新厂址，一切从头开始。

不跟着走？

那这份看似依旧稳固、福利待遇在国营厂里都算不错的“铁饭碗”可就彻底没了！

如今虽然外面个体经济红火，也有不少国营厂不景气，机械厂作为老牌大厂，订单稳定，技术实力雄厚，薪水福利一年高过一年。

：难念的经

郑大妈家里，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女儿郑宝珍嘴角起了好几个燎泡，来回踱步：“妈，这真是要了命了！我跟援朝都是厂里的老人了，技术是有点，可离了这大厂，心里头没底啊！媛媛刚在印刷厂站稳脚跟，对象也谈得挺好，是本地人，咱们这一大家子要是跟着厂子走了，不是把闺女生生撇下了？”

女婿赵援朝闷头抽烟，眉头锁成了疙瘩：“新厂址那边，听说条件挺苦，配套设施都还没起来。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是问题。”

郑大妈看着焦虑的女儿女婿，又看看一旁抱着小重孙、同样愁容满面的孙女郑媛媛，心里跟明镜似的。她这个一家之主，必须得拿个主意了。她想起那个时不时在胡同口转悠、衣衫褴褛、眼神浑浊的郑大爷，心里就一阵膈应和警惕。自己还在，能拿着扫帚把他轰走，可万一自己哪天走了，这老东西回来缠上女儿孙女怎么办？不能让这个定时炸弹留在燕京。

她深吸一口气，拍了板：“走！咱们一家都跟着厂子走！”

郑宝珍和赵援朝都愣住了：“妈？”

郑大妈语气坚决：“援朝，你把工作关系转过去。宝珍，你也跟着去。媛媛……”她看向孙女，“你要是舍不得对象，就留在燕京，但奶奶建议，最好也申请调过去，或者在那边的分厂、办事处找个岗位。一家人，得在一块儿！”

她顿了顿，压低声音：“你们忘了那个老不死的了？我活着，他不敢怎么样。我要是不在了，他回来缠磨你们，你们应付得了？离得远远的，清静！”

这话戳中了郑宝珍和赵援朝的心事，两人对视一眼，沉默下来。郑媛媛也咬了咬嘴唇，显然对那个名义上的爷爷充满厌恶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