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妻子,是七七级中文系的一位女学生,名叫于春晚。
汉子叫王大壮,皮肤黝黑,手掌粗糙,带着一个三四岁、怯生生的小女孩。他蹲在女生宿舍楼下,逢人便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问:“俺找于春晚,她是俺媳妇儿,俺娃的娘。”
于春晚被同学叫下来时,脸瞬间白了。她看着眼前这对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父女,嘴唇哆嗦着,眼里先是震惊,继而涌上巨大的恐慌和难堪。
“你、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了……”于春晚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哀求。
“娃想你了,娘也病了……地里的活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王大壮讷讷地说,把小女孩往前推,“妮儿,叫娘。”
小女孩缩在父亲身后,不敢抬头。
围观的人群窃窃私语。与李卫军事件不同,这次的舆论风向变得复杂而微妙。
许多人对王大壮父女投以同情的目光。“看那孩子可怜的,小脸瘦的。”“这女的是不是也想学陈世美?考上大学就不要老公孩子了?”“女人嘛,终究还是要顾家的,读书再好,相夫教子才是本分。”“农村男人带个孩子不容易,她这心也太狠了。”
甚至有些领导私下议论:“这种情况,女同志应该以家庭为重,是不是可以考虑办理休学?或者把家属安置好再说?总不能真的抛夫弃女吧?”
苏玉兰再次被卷入了舆论中心。有学生来问她看法,她沉默片刻,清晰地说:“于春晚同学通过自身努力考上大学,这是她的权利。她与王大壮同志的婚姻家庭问题,是他们的私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协商解决,或者通过组织程序调解,但不应该成为剥夺她求学资格的理由。学校对李卫军的处理是记过察看,并未开除学籍,那么对于春晚同学也应一视同仁。男女平等,不仅体现在入学机会上,也体现在问题处理上。”
这番话再次引起讨论,有人赞同,也有人反驳:“苏老师,这情况能一样吗?李卫军是主动隐瞒欺骗,于春晚这……孩子都这么小了,当妈的能狠下心?”
苏玉兰自己也感到一丝困惑。为什么面对类似的事情,自己的情感倾向会如此不同?她理智上知道要讲平等、讲规则,但情感上,她对于春晚的处境似乎有更多一分的理解与不忍。
晚上,在她学校旁的小家里,顾芝芝和妞妞过来玩。苏玉兰忍不住和她们聊起了这两件事和自己的想法。
顾芝芝听得眉头紧锁:“是哦,嫂子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双标?但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啊!于春晚又不是去骗人感情,她可能就是没办法……”
妞妞放下手里的书,抬起眼,目光冷静得不像个孩子,她直接点破了核心:“婶婶,你不是双标,你是基于现实的结构性不平等做出了更符合女性处境的判断。”
“男女本来就不一样。在李卫军事件里,他是得利者,是施害者。他利用妻子的付出上了大学,然后想抛弃她。而很多女知青,包括这个于春晚,很可能是下乡时年纪小,无依无靠,为了生存,或者被半强迫地嫁给了当地农民。她们是处境中的弱者。”
“乡下,女人死了连祖坟都进不去,田地也是按男丁分。一个女人留在农村,没有丈夫依靠,可能活得非常艰难。她们拼命考出来,可能就是为了挣脱那种命运。现在要求她们‘回去相夫教子’,等于把她们重新推回火坑。这和李卫军主动选择抛弃糟糠之妻,性质能一样吗?”
妞妞的话语尖锐而深刻:“有同理心的女性,自然会更同情女性。因为我们能更切身地理解她们可能面临的困境和无奈。这不是错,这是基于性别经验的共情。婶婶你坚持程序正义,要求学校一视同仁,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公平。至于他们夫妻之间具体是什么情况,感情是否破裂,未来如何选择,那应该由他们自己去处理,或者由法律和组织去判断,而不是用‘母亲’的身份绑架她必须牺牲前程。”
苏玉兰和顾芝芝都听得怔住了。尤其是苏玉兰,心中的那点困惑豁然开朗。妞妞的分析剥开了表面现象,直指深层的社会结构和性别权力差异。
“妞妞……你看得太透了。”苏玉兰喃喃道,伸手摸了摸侄女的头,“谢谢你,婶婶明白了。”
顾芝芝咋舌:“我的天,妞妞,你这些想法都是从哪儿来的?也太深刻了!”
妞妞低下头,重新拿起书,含糊地说:“书上看的,瞎想的。”
顾芝芝深受触动。作为新闻系的学生,她敏锐地感觉到这两起事件背后折射出的巨大社会议题。她决定拿起笔,不是单纯报道事件,而是进行深入剖析。
她走访了部分了解情况的同学和老师,结合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写下了一篇题为《“陈世美”与“秦香莲”:高考回归下的婚姻困局与性别审视》的文章。
文章没有简单站队批判任何一方,而是客观描述了两个案例以及校园内外的不同声音。
她引用了妞妞的一些观点,深刻分析了在时代变革背景下,个人追求、家庭责任、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社会性别角色期待之间的巨大张力。
她写道:“……当我们指责‘陈世美’忘恩负义时,是否也能看到那些可能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结合、如今渴望挣脱束缚的‘秦香莲’们的困境?当我们要求女性‘回归家庭’时,是否同样要求男性承担起同等的家庭责任?”
“高等学府,不仅是传授知识之地,更应是引领思想、推动社会进步之所。在处理此类问题时,能否超越简单的道德批判,探索更人性化、更公正、也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解决方案?真正的男女平等,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