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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九十一章（第2页）

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碎裂了。十七年的朝夕相处，就这样被一扇金属门隔开。

王阿姨留了下来。她说这房子有太多回忆，舍不得离开。妈妈几乎每天都去陪她，两个中年女人常常一起做饭，一起看电视，一起回忆过去。有时候我坐在自己房间，能听到她们的笑声和叹息透过墙壁传来。

大学开学后，我开始了宿舍生活。a大的物理系课程很重，但我适应得不错。每天晚上，我都会和孙子钊视频聊天——七小时的时差意味着我的晚上是他的下午。

我们分享着彼此的新生活：我吐槽理论物理的艰深，他讲述编程课的趣事；我认识了新朋友，他加入了游戏设计社团。屏幕里的他看起来没什么变化，只是头剪短了些。

“有人追你吗？”有一次他开玩笑地问。

“有几个。”我老实回答，“不过都拒绝了。”

“为什么？”

“没感觉。”我顿了顿，“你呢？”

“我？”他笑了，“哪有时间。课业这么重，还要打工。”

确实，孙子钊开始打工了。孙叔叔的经济状况似乎不太好，他需要自己赚生活费。有时候视频到一半，他会匆匆说要去打工了，然后挂断。

大二那年春天，我说想去看他。

“不行。”他立刻拒绝，“太远了，而且我最近很忙。”

“暑假呢？”

“暑假我要全职打工。”他的表情在像素格后面有些模糊，“等以后吧。”

这样的对话重复了几次后，我不再提起。我们依旧聊天，但话题渐渐停留在表面——天气、课程、无关痛痒的日常。深夜里那些关于梦想和未来的长谈，不知何时已经消失。

大三时，王阿姨确诊了癌症。妈妈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声音哽咽。

“别告诉子钊，”王阿姨坚持，“他在那边不容易，别让他担心。”

于是我们都没说。每次视频，王阿姨都会特意打扮一番，涂上口红，让自己看起来气色好一些。她会问孙子钊的生活，叮嘱他注意身体，然后笑着说自己一切都好。

大四毕业前，王阿姨的病情恶化。这次，妈妈坚持要告诉孙子钊。

“让他回来吧，”妈妈说，“至少至少见一面。”

视频那头，孙子钊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订明天的机票。”

那是时隔五年，我们第一次面对面相见。

机场接机口，我几乎认不出他。记忆里那个阳光挺拔的少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消瘦、苍白的青年。他的眼睛下有深深的黑眼圈，背却挺得笔直，像一根绷紧的弦。

“小月。”他叫我的名字，声音沙哑。

“子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是接过他手中的一件行李。

车上，我们沉默着。妈妈坐在副驾驶，不断找话题，但回应寥寥。孙子钊一直看着窗外，这个他长大的城市已经变了模样——新修的地铁线，拆除的老街区，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

王阿姨的葬礼简单而肃穆。孙子钊全程没有说话，只是紧紧抿着嘴唇。当棺木缓缓降下时，我看见他的肩膀在微微颤抖，但他没有哭出声。

葬礼后的几天，他处理着各种手续，我陪着他。我们很少交谈，只是并肩走着，从房产局到银行，从派出所到公证处。有时候，在等待的间隙，他会突然说：“以前这里有一家冰淇淋店。”

“嗯，我们常来。”我会回答，“你总是点巧克力味，我是香草。”

然后又是沉默。

离开前一晚，他来到我家告别。妈妈做了一桌菜，但他吃得很少。

“以后有什么打算？”爸爸问。

“先完成学业。”他说，“还有一年毕业。”

“毕业后回来吗？”

“看情况。”

晚饭后，我们有了片刻独处时间。站在阳台上，看着对面那扇已经黑暗的窗户——王阿姨的房子暂时空置了。

“谢谢你，”他突然说，“这些年，照顾我妈。”

“王阿姨就像我第二个妈妈。”我轻声说。

他点点头，双手撑着栏杆，望向远方的夜空。城市的灯光太过明亮，看不见星星。

“你变了。”我说。

“人都会变。”

“不是这种变。”我转过头看他，“你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子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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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沉默了一会儿：“有时候，人需要一层壳。”

“连我也需要防备吗？”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晚风轻拂，带来初夏的微凉。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他会说些什么——关于这些年的压力，关于失去母亲的痛苦，关于那些他独自承担的一切。

但他只是说：“保重，小月。”

“你也是。”

他离开后，我们的联系就像渐渐熄灭的炭火，从零星的火花到彻底的灰暗。刚开始还会每周聊一次，然后变成每月，最后聊天框整日整日地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