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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一章（第1页）

月光下，我站在海边，寒气从脚底直窜心口，却比不过我点开那个社交账号时感到的冷意。李龙威的主页上只有那两张照片：那幅我曾送给他的海景油画，和我高中时期随手赠予陌生人的写生作品。

风从海面吹来，带着咸湿的气息，我裹紧了围巾，却无法阻挡回忆如潮水般涌来。

七年前，外婆的病情突然恶化，急需三十万手术费。我拿着诊断书在医院走廊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看着手机通讯录里的名字，一个个划过，最后停在了一个几乎从未联系过的号码上。

李龙威，大学里的风云人物，家族企业第三代继承人，身边永远围着各式各样的人。我曾在图书馆见过他几次，每次都安静地坐在角落，与传闻中的富家子弟形象截然不同。

拨通电话时，我的手在颤抖。

“喂？”他的声音平静沉稳。

“李同学，我是林雨薇，建筑设计系的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我几乎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第二天，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见面。我原以为他会带一群朋友，或是至少像那些富家子弟一样，用审视的目光打量我。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只身前来，穿着简单的白色衬衫和牛仔裤，看起来干净清爽。

“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他听完我的讲述，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认真地看着我，“三十万不是小数目，你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我的脸瞬间涨红：“我我可以打借条，毕业后一定还你。”

他微微摇头：“这不是钱的问题。”他顿了顿，“如果你同意，我们可以试着交往。这样我帮你，就不会显得突兀。”

那一刻，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屈辱，却也明白这是唯一的出路。我点了点头，眼睛盯着桌布上的纹理，不敢看他。

交易就这样达成了。

最初的几周，我们的“交往”十分僵硬。按照约定，我们每周会见面两到三次，偶尔一起吃饭，在校园里并肩行走。他会按时转账支付外婆的医疗费，而我则尽力扮演一个合格的女友角色。

直到那个雨天。

那天，我因为赶作业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车，被困在教学楼里。雨下得很大，我站在门口犹豫是否要冲进雨幕，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在我面前。

车窗摇下，是李龙威。

“上车吧。”他的声音依旧平静。

车内温暖干燥，与外面的湿冷形成鲜明对比。我拘谨地坐在副驾驶座上，试图找些话题。

“你怎么知道我还在这里？”

“路过。”他简短地回答，但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击的动作泄露了他的不自然。

后来我才从共同朋友那里得知，那天他本已离开学校，却在半路折返，只因为听到有人说建筑系的教学楼还有灯光。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角落开始松动。

随着相处时间增多，我逐渐现李龙威不为人知的一面。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他电脑上打开的山区助学项目页面。好奇之下，我搜索了相关信息，惊讶地现他竟已持续资助偏远山区的孩子长达五年。

当我小心翼翼地问起此事，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是我母亲生前的愿望，她一直想帮助那些孩子走出大山。”

他的母亲在他十五岁时因病去世。这是我第一次听他主动提起家庭，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眼中流露出的脆弱。

还有一次，他的朋友因为创业失败而陷入困境，李龙威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当我问他为何如此慷慨时，他说：“他不是在向我借钱，而是在给我机会证明友情的价值。”

那一刻，我看着他认真的侧脸，心跳漏了一拍。

海城的秘密

现那些往返海城的机票是在我们交往半年后。我在他的公寓帮他找一份文件时，无意间拉开了书桌最底层的抽屉。

一叠整齐的机票，至少有二十几张，目的地都是海城。起飞时间分布在过去三年的不同月份，最近的一张就在上周。

“你很喜欢海城？”晚餐时，我装作不经意地问起。

他手中的筷子顿了顿，然后点头：“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去看海。”

海城是我的故乡，一个距离学校所在城市两千多公里外的沿海小城。我曾无数次向他描述过那里的海滩、老城区的石板路和傍晚时分渔船的汽笛声。

“下次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我试探性地问。

他抬头看我，眼中闪过一种我读不懂的情绪：“那里没什么特别的。只是海而已。”

被拒绝的失落感让我没再追问，但心里却种下了一个疑问。

生日礼物

他的生日在五月，那时我们已交往近一年。为了准备礼物，我思考了很久。最终决定画一幅海景油画，既因为知道他喜欢海城，也因为那是我最擅长的表达方式。

连续三周，我利用课余时间在画室里创作。画中的海不是平静的蔚蓝，而是傍晚时分波涛汹涌的深蓝，天边有一线金光，仿佛即将被黑暗吞噬前的最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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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将画送给他时，他久久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凝视着画面，手指轻轻拂过画布上的纹理。

“谢谢你，雨薇。”他的声音有些沙哑，“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主动牵起我的手，在学校操场上一圈圈走着，聊着他的童年，他的梦想，他对未来的规划。月光洒在他的脸上，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这个我本以为是交易对象的人，已经悄无声息地走进了我心里。

越是了解李龙威，越是为他的正直善良所吸引，我也就越感到不安。我时常会在深夜醒来，想起我们的开始只是一场交易，想起他显赫的家世和我平凡的出身。

这种不安在大四那年达到了顶点。他的父亲开始频繁出现在学校，显然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关系。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他父亲在电话里说：“玩玩可以，但婚姻必须门当户对。”

那天晚上，我独自在画室里待到很晚。画布上涂抹的颜料越来越暗，就像我当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