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汽车站像个被踩扁的麦秸垛,乱糟糟堆着人。梨花攥着春燕给的蓝布包,指节把粗布捏出褶皱,包里的硬币硌得掌心生疼。布告栏上的红纸招贴被风吹得卷边,最醒目的一行字刺得她眼睛紧:“南方电子厂招工,管吃住,月薪百元”。
百元。在姑射山下,种一亩冬小麦,除去种子、化肥,忙活大半年也就能落个三十块。她摸了摸怀里的育秧手册——去年改了几页,记的全是冬小麦的种植时令,纸页边角被汗水浸得褐。狗剩在世时总说:“梨花,咱这麦子种得再好,也填不饱肚子,得出去闯闯。”那时她只当是玩笑,如今却成了唯一的念想。
“去南边?”售票窗口的玻璃蒙着灰,里面的人抬眼看她,“广州?”
梨花点头,声音被喉咙里的沙粒磨得哑:“嗯,找电子厂。”
“票钱五十六,”售票员把硬纸片似的车票推出来,“硬座,得熬三天三夜。”
五十六块。够买二十斤麦种了。梨花从布包里数出硬币,指尖沾着的麦糠落在柜台上,被她慌忙抹掉。车票上的“广州”两个字印得歪斜,像她此刻七上八下的心。
绿皮火车进站时,像头喘着粗气的老黄牛,车身上的铁锈被雨水冲得一道深一道浅。梨花被人潮挤着往上涌,背包带勒得肩膀生疼,里面只装着两件打补丁的褂子、那本育秧手册,还有狗剩编的歪蝴蝶草帽——她总觉得,带着它就像带着个念想。
车厢连接处早被占满了,有人铺着麻袋片蜷着,有人抱着行李蹲在地上。梨花背靠着铁皮车厢,冰冷的寒意透过薄薄的衣料渗进来,让她想起姑射山的冬夜。车开起来时,铁皮“哐当哐当”响,震得她牙床麻,旁边一个抱着孩子的大嫂说:“妹子,第一次出门?”
“嗯,”梨花往边上挪了挪,给孩子腾点地方,“去广州找活。”
“广州好啊,”大嫂咧嘴笑,露出颗缺了的门牙,“我男人在那儿的玩具厂,说一天能挣三块多。咱山里人种麦子,风调雨顺才够嚼谷,进厂挣的是现钱。”
现钱。梨花摸了摸兜里的几块零钱,那是春燕硬塞给她的。去年冬天,她在赵家庄帮人割麦子,一天才挣五毛,还得看天吃饭。
车过黄河时,天刚蒙蒙亮。梨花扒着窗户看,浑浊的河水卷着泥沙往东淌,像姑射山下每年开春的融雪水。她忽然想起和狗剩一起种麦子的日子,他在前头用犁开沟,她在后头撒种,麦种落在土里的声音“沙沙”的,像在说悄悄话。那时她总问:“狗剩,咱这麦子能打多少?”他就说:“够你蒸一冬天的白面馍。”
想到这儿,鼻子忽然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她赶紧别过头,假装看窗外掠过的树——那些树和山里的不一样,叶子阔大,绿得亮,不像冬小麦,总是灰扑扑的,却在寒风里站得笔直。
三天三夜的火车坐得人脱了层皮。到广州站时,正是晌午,毒辣的太阳像要把人烤化。梨花跟着人流往外走,脚底板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都钻心疼。站前广场像个巨大的蒸笼,到处是举着牌子招工的人,嗓子喊得比山里的吆喝还响:“电子厂招人!包吃住!”“制衣厂缺女工!”
一个穿蓝工装的男人拦住她:“妹子,来我们电子厂不?管三餐,住集体宿舍,第一个月就开八十块!”
“电子厂……干啥的?”梨花攥紧了背包带,手心全是汗。
“插零件呗,”男人挥挥手,“跟你在家摆麦粒似的,不难。”
摆麦粒。梨花想起晒麦时,她总把瘪粒挑出来,饱满的堆成小山。她点了点头:“我去。”
坐上招工的面包车,走了快两个钟头才到厂区。远远就看见高高的烟囱,黑黢黢的烟柱直往天上冒,把白花花的日头都遮了半边。厂门旁边的牌子写着“光明电子厂”,漆皮掉了大半,“明”字的“日”字旁只剩个黑窟窿。
宿舍是红砖砌的平房,一溜排开,像村里的牲口棚。梨花被分到三楼最东头的屋,八张上下铺挤得满满当当,空气里飘着汗味和肥皂的混合气息。靠门的下铺坐着个梳短辫的姑娘,看见她进来,抬头笑了笑:“我叫红梅,河南来的,你呢?”
“梨花。”她把背包放在最靠里的上铺,床板吱呀作响。
“山里来的?”红梅打量她的布鞋,鞋面上还沾着点黄土,“我也是,俺那儿种棉花,不如进厂挣钱。”
梨花没说话,只是摸出育秧手册。红梅凑过来看:“这是啥?”
“种麦子的法子,”她指着上面的字,“啥时候耕地,啥时候施肥,都记着。”
红梅笑了:“都出来进厂了,还记这干啥?”
“总有回去的时候。”梨花把手册掖在枕头下,像藏着个秘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哨子就“嘀嘀”地响。梨花跟着人流往车间跑,脚底下的水泡磨破了,袜子粘在肉上,疼得她龇牙咧嘴。车间里亮得晃眼,一排排机器“嗡嗡”转着,像无数只振翅的马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