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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5页）

她并没有立刻转身，而是僵硬地定格在那里，似乎在侧耳倾听，在分辨那声音的来源。

“谁？向南？”

她的声音穿透水雾和百叶窗，带着明显的惊慌，还有一丝严厉的试探。

我心脏骤停，浑身的血液都凉了半截。这时候跑肯定来不及了，跑了就是心虚，就是坐实了“偷窥”。

我死死掐了一把大腿，利用疼痛让自己镇定下来，然后故意加重脚步声，装作是从堂屋刚走过来的样子，甚至还踢了一下旁边的垃圾桶，弄出点动静。

“妈？是我。”我隔着门喊道，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慵懒且带着点被蚊子咬的烦躁，“蚊香在哪啊？我那屋蚊子要把人吃了，找半天找不着。”

这一招“恶人先告状”很险，但也最管用。

里面的水声依旧哗哗响着，但那种令人窒息的紧绷感似乎松动了一些。

过了两三秒，母亲的声音才传出来，虽然不再惊慌，但依然带着一股子没好气的警惕“在电视柜下面的抽屉里！自己没长眼啊？大晚上的在门口晃悠啥，吓死个人！”

“哦，我看那边没有才过来看看是不是在厕所柜子里……”我嘟囔着，脚步拖沓地转身往回走。

回到堂屋，我一屁股瘫坐在沙上，后背全是冷汗。

我赌对了。

她虽然听到了动静，也感觉到了有人靠近，但在她的认知里，我不具备那样做的动机和胆量。

她宁愿相信那是儿子找东西时的笨手笨脚，也不愿相信那是儿子的一双窥淫的眼。

几分钟后，水声停了。

母亲出来了。

这一次，她没有穿那件凉快的真丝睡袍，也没有裹着浴巾。

她穿了一套以前很少在夏天穿的、上下分体式的棉绸睡衣。

领口规规矩矩，裤子也长过了膝盖。

最关键的是，她手里拿着那条擦头的毛巾，有意无意地搭在胸前，遮住了大半个身子。

她的脸被热水蒸得通红，眼神却有些飘忽。在看到我正蹲在电视柜前真模假样地找蚊香时，那种审视的目光在我背上停留了好几秒。

“找到了？”她问，语气平平，听不出喜怒。

“嗯，压在最底下了。”我头也没抬，专心地掰着蚊香盘，表现得对她毫无兴趣，“这蚊子太毒了。”

母亲没再说什么，只是“哼”了一声，走到风扇前吹头。

但这一次，她没有把腿架在茶几上，也没有撩起衣摆。

她只是背对着我，规规矩矩地站着，哪怕后背的衣服被湿洇湿了，贴出了内衣带子的轮廓——是的，她居然在洗完澡后穿了内衣。

这是一种无声的警告，也是一种界线的重申。她在告诉我，也像是在告诉她自己家里有个大男人了，得注意点。

接下来的半个月，这种微妙的“警觉”一直持续着。

她不再当着我的面换衣服，哪怕是外衣；去卫生间洗澡时，那扇门虽然没有反锁，但也关得严严实实，甚至能听到里面挂上插销的声音；那件深红色的真丝睡袍也像是失踪了一样，再也没出现过。

那种“温水煮青蛙”的进程，似乎被那个“咚”的一声给强行按了暂停键。

我心里像是猫抓一样难受，看着她在屋里晃动却包裹严实的身影，那种“看得见吃不着”的煎熬比以前更甚。

但我也没敢再造次。我知道，这时候再往前一步，可能就会炸雷。

时间就这样在闷热和拉扯中，滑到了八月底。

知了的叫声开始变得凄厉，那是夏末的绝唱。

就在我以为这个暑假就要在这样的冷战与隔阂中结束时，那个男人回来了。

那天下午，一辆满身黄泥的大货车停在了巷口。

父亲李建国回来了。

他这次回来得很突然，既没有提前打电话，也没有带什么礼物。

他就像是一个匆匆过客，带着一身的烟味、汗馊味和长途跋涉的疲惫，一头撞进了我们母子俩小心翼翼维持的平衡里。

“妈了个巴子的，这趟活真不是人干的！”

父亲一进门就把沾满油污的背包扔在沙上，一边骂骂咧咧一边脱掉了上衣，露出黑黝黝的胸膛和一肚子肥肉。

母亲正在摘菜，看见父亲回来，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一种明显的错愕，紧接着才是一种职业性的、属于妻子的忙乱。

“咋这时候回来了？也没说一声，我都没买肉。”母亲站起来，在围裙上擦着手。

“买啥肉？随便弄点吃的就行，累死老子了。”父亲大马金刀地往竹椅上一坐，竹椅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

“那哪行，你这在外面跑半个月，不得补补？”母亲说着就要往外走，“我去割点肉。”

“别去了！别去了！”父亲不耐烦地摆摆手，“就下碗面条，多放点油。吃完我得睡一觉，明天一早还得走。”

母亲愣住了，脚步停在门口“明天就走？这么急？”

“有个急活，去广东，老板催得紧。”父亲闭着眼，仰在椅子上，满脸的灰土，“这一趟运费高，为了这个家，拼了呗。”

母亲看着他，眼神里的光彩黯淡了下去。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叹了口气“行，那我去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