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那个房地产,什么分期付款的陷阱,那些高利息的条款,都是她找来的‘能人’设计的!她说这样才能快速回笼资金!我……我就是太信任她了!觉得她毕竟是我老婆,不能害我……谁知道她这么狠,把我也拖下水!”
另一间审讯室里,苏明娟更是涕泪横流,状若疯癫。她死死抓住“母亲”这个身份作为最后的挡箭牌:
“政府!青天大老爷!你们要给我做主啊!我都是被张建国逼的!他打我,骂我,我要是不听他的,他就不给我钱,不让我回家!我一个女人家,能有什么办法?”
她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在丈夫淫威下苟且偷生的可怜虫:
“那些坏事都是张建国干的!他心黑手狠,为了钱什么都敢干!我劝过他,他不听啊!还说我妇人之仁!我就是个家庭妇女,平时就打打麻将,我能知道什么非法集资?什么合同陷阱?都是他让我去跟那些老太太、小媳妇聊天,说拉来投资有好处费,我……我就是贪了点小便宜,我不知道那是犯法的啊!”
她甚至开始胡乱攀咬,试图把水搅浑:
“张建国他外面还有女人!不止一个!他挣的黑心钱都拿去养小妖精了!你们去查他的相好!她们肯定知道更多事!还有……还有他以前在厂里的时候就偷过公家的东西!他根子上就坏了!”
当审讯人员提到张光宗,并询问他们为何在孩子幼时不管不问,成名后又来纠缠时,两人的反应更是惊人一致地推卸责任。
张建国:“光宗?那孩子从小就不亲我,跟他妈……哦不,跟苏明娟一样,性子倔!再说他姥爷姥姥非要养,我们也不好拦着不是?”
苏明娟:“是张建国!他不喜欢光宗!嫌他笨,不像他!是张家不要这个孩子的!我是他妈,我能不心疼吗?可我一个女的,能做得了主吗?”
:兄弟
这对夫妻在铁窗之下,淋漓尽致地上演着一出“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丑剧,将人性的自私与卑劣暴露无遗。
他们的互相指控,虽然夹杂着大量推诿和谎言,却也阴差阳错地补充了不少对方违法犯罪的细节,让案件的证据链变得更加清晰、完整。
案件审理得很快。张建国所涉及的罪名众多:情节严重走私、行贿、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合同诈骗、非法集资……数罪并罚。
加之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正值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风口,他被树立为典型,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时,张建国面如死灰,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脊梁骨,瘫软在被告席上。
他最后嘶喊了一句:“都是苏明娟害的我!”但声音很快被法警押解了下去。
相比之下,苏明娟的罪名和量刑则轻得多。
主要涉及参与非法集资,牵线角色,数额不大,以及在张建国部分违法行为中知情不报,大部分缺乏直接参与的关键证据,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听到“五年”这个数字时,苏明娟浑身一颤。
五年……不是无期,不是十年二十年,似乎还有盼头。
但在监狱里熬五年?她眼前一阵发黑。
那一瞬间,一个疯狂的念头涌上心头。
她要不要把自己是重生者的秘密说出来?
也许这能证明她的“价值”,或者至少能引起上面的注意,换取减刑?
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就被她死死按了下去。说出来谁会信?
只会被当成疯子,关进精神病院,那可能比监狱更可怕。而且,她内心深处残存的一点理智告诉她,这个秘密是她最后的、唯一的、与众不同的底牌,绝不能轻易暴露。
苏明娟咬着牙,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是低着头,默默流泪,不知道是后悔还是恐惧。
在等待被送往监狱执行刑罚前,苏明娟通过看守人员提出一个请求:她想见妹妹苏玉兰一面。
消息传到苏玉兰这里,她只是平静地摇了摇头,对带话的顾立东说:“不见。我和她之间,早已无话可说。”
苏玉兰不想去听苏明娟的任何忏悔、抱怨或者威胁。
过去的伤害已经造成,父亲苏长征还在病榻上需要静养,她的时间和精力,应该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她的科研,她的家庭,以及那些真正需要她帮助的人。对苏明娟,她选择了彻底的切割与无视。
张建国和苏明娟倒台后,他们名下那些浮夸的房产、汽车大多被查封、拍卖用以抵债。张母带着剩下的几个孙子,灰溜溜地搬回了最早那处拥挤破旧的老房子。
曾经觥筹交错、莺歌燕舞的日子如同梦幻泡影,瞬间破灭。老房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清贫,甚至因为少了张建国偶尔的接济和苏明娟不管不顾的撒钱,显得更加拮据。
张母无法接受这巨大的落差,整天坐在昏暗的屋子里,捶胸顿足,哭天抢地,咒骂不休:“都是苏明娟那个丧门星!扫把精!自打她进了门,我们家就没安生过!是她带坏了建国!是她克的!把我好好的儿子送进了大牢啊!老天爷啊,你怎么不收了她去!”
她试图在孙子们面前巩固自己“受害者”兼“权威”的地位,不停地絮叨着张建国曾经的“风光”和苏明娟的“恶毒”,指望孙子们同仇敌忾,将来好为父“报仇”,或者至少能念着她的好,给她养老送终。
然而,张老二、张老三这几个半大的小子,面对奶奶的哭骂,大多时候只是沉默地听着,或者含糊地“嗯啊”应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