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苏媚关上卧室门的那一声“咔哒”轻响,像是法官落下的惊堂木,直接给我判了个“缓刑”。
没有争吵,没有眼泪,也没有我想象中的决裂。
第二天早上,当我在客房的床上醒来,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走出房门时,苏媚已经在厨房忙活了。
餐桌上摆着热腾腾的小米粥、煎得两面金黄的荷包蛋,还有一碟我最爱吃的涪陵榨菜。
她穿着那件普通的居家服,头随意地挽着,看见我出来,她甚至还冲我笑了笑。
“醒了?快去洗脸刷牙,趁热吃。”
语气自然得就像昨晚那场关于“绿帽癖”的惊天坦白根本没生过一样。
我愣在原地,有点不知所措。
“怎么了?傻站着干嘛?”苏媚把筷子递给我。
“老婆……你……”我想问点什么,却又不敢。
“先吃饭,吃完我去上班,你也别迟到了。”她打断了我,语气虽然温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疏离。
这顿饭,我吃得味同嚼蜡。
吃完饭,她拎着包出门,临走前还叮嘱我“晚上不用等我吃饭,公司有点事。”
然后,门关上了。
这一关,就是整整一个月。
这一个月,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凌迟。
苏媚表现得太正常了。她每天按时上下班,周末去接暖暖回来,跟我聊孩子的教育,聊公司的八卦,甚至偶尔还会跟我讨论一下晚饭吃什么。
但是,她绝口不提那天晚上的事。
哪怕我们偶尔睡在一张床上(当然,什么都没生),她也只是背对着我,留给我一个冷漠的背影。
她像是把那件事忘了,又或者是把它锁在了一个我触碰不到的盒子里。
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脾气”。
那种脾气不是写在脸上的愤怒,而是一种渗透在空气里的冷淡。
她不再让我帮她涂身体乳,不再穿那些性感的衣服在家里晃悠,而那个被我视作珍宝的“仿真阳具”,吓得我再也没敢拿出来过,将它藏在衣柜的角落里。
她就像是一个高明的猎人,把我这个猎物晾在一边,不杀也不放,就这么看着我在焦虑和恐惧中一点点耗尽心力。
我越来越急。
我开始胡思乱想。她在想什么?她在找律师吗?她在跟闺蜜吐槽我是个变态吗?还是她正在策划一场无声的离开?
这种未知的恐惧比直接判死刑还要可怕。
我试过暗示,试过讨好,甚至试过故意在她面前提起一些稍微带点颜色的话题,试图试探她的反应。
但她总是能巧妙地把话题岔开,或者干脆用沉默来回应。
直到第二十九天的晚上。
那天暖暖不在家。苏媚洗完澡,早早地就回了卧室,关上了门。
我坐在客厅的沙上,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心里的那根弦终于绷断了。
我受不了了。
就算是被判死刑,我也要死个痛快。
我站起来,走到卧室门口,深吸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门。
“咚、咚、咚。”
没有回应。
“媚儿……睡了吗?”我小声问。
依然没有回应。
“媚儿,我知道你没睡。”我把额头抵在门板上,声音里带着乞求,“咱们聊聊好吗?就聊聊……求你了。”
过了好一会儿,里面才传来苏媚冷淡的声音“太晚了,明天还要上班。”
“我不怕晚!我今天必须跟你聊!”我提高了声音,甚至带了一丝哭腔,“这一个月我都快疯了!你给我个痛快话行吗?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要是你觉得我不配当你老公,你就直说,我净身出户,我走!”
门内沉默了几秒。
然后,传来了拖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
“咔哒。”
门开了。